上世纪60年代以前，我家厨房一直是天井搭的那间棚子。瓦片不够，棚顶有苫杉树皮，有苫塑料布搭着。三面均由参差不齐的板皮围成，另一面则是利用原有的石塍。地面是裸露的泥土，凹凸不平。漏雨、透风、肮脏、打滑。那面丑陋的石塍，上面有很多大小不一的罅隙。春天来了，剑叶草、凤尾草、海金沙、萱草的嫩芽，争先恐后地从罅隙里探出来。一到夏天，就有蜥蜴、蜈蚣、老鼠、癞蛤蟆或壁虎在塍壁上乱爬，有的还爬到饭桌上。也有眼镜蛇钻出来，昂起饭勺似的头颅，东张西望，吓得小孩拔腿就跑，呼叫大人来打。不等大人拿着棍子赶到，它的身体已缩回洞穴。夜晚，灶台、锅盖、饭桌、水缸面，成为灶马和蟑螂的狂欢之地。

  1969年底，我家盖了两间土房。楼上卧室，楼下厨房。不过，房间还是窄，还是矮，还是暗。灶是土筑的老虎灶，可安两口大锅，故称“双口灶”。灶跟墙壁一样，没有粉刷，裂缝道道，那是蟑螂和灶马的老巢；它们一如既往地猖狂着。灶台铺着松木板，由于天天剁菜，刀痕累累。灶台也摆着：洋油灯一盏，洋火一盒，盐钵一个，虾油一瓶。虽是茶油产地，灶台却不见油瓶。舍不得吃啊！除了刚过年节，盐钵里还有几片可供涂抹的肥肉，锅底才不干涩；平时煮菜泡汤几乎没油，清汤寡水，鲜见油星。锅是大铁锅，前一口供煮食，人的煮食，猪的煮食，后一口热汤水。人的主食为番薯和番薯米。猪的主食为猪草，煮完之后，锅底非黑即黄，老洗不净。锅铲是易生锈易卷口的铁铲。碗是单一而粗糙的瓷碗，或是小碗，或是大碗，多有豁口。没有碟子。几把汤匙，也是豁口的豁口，断柄的断柄。饭桌是没有油漆的八仙桌。没有橱柜，吃空的饭钵猫于饭桌。碗筷、剩饭剩菜塞入饭桌底下的隔层。洗碗是与洗脸共用的木质面桶。燃料是柴草。灶下堆满柴爿和芒萁。地面总有许多柴屑，打扫似乎是无效的。柴火和番薯，是最重要的两样东西，缺少一样，日子就没法过。柴火的多与少、干湿与优劣，无不关乎母亲的情绪，关乎我们的生活质量。母亲盯得最紧的事是捡柴，不是读书，不是写字。童年最大的烦恼是捡柴。引火是洋火和松明。母亲忙于煮食。父亲则当助手，坐于灶膛前的木墩，屈膝顶断柴火，喂饱灶膛，塞进一把芒萁，划根洋火引燃，手捧火筒，伏身引颈，“呼噜呼噜”吹着，调动火力，不时溅出火星，急忙侧过身子避开——当然也有被灼伤的时候。每当生火，整个厨房烟雾弥漫，置身其中，常常被熏得泪水涟涟，咳嗽不止。水得从离家很远的水井挑回来，盛在大水缸里。人口多，每天用水近10担，逾千斤。尽管我们也帮助挑水，但重担大多落在母亲身上；母亲个小体弱，那苦，那累，自不待言。遇到用水高峰期，还要早起排队，而往往挑回的仅是浑水。茶壶是篾壳的暖瓶，没有茶杯，充以饭碗。

  1989年秋天，我家盖起了砖混结构的新居，厨房设在二层，宽敞明亮。灶还是老虎灶，但构造不同，不再土筑，而是砖砌，贴了瓷砖，上面还有年年有余的图案呢。灶台上摆放的东西多了油料和味精。电灯取代了洋油灯。吹火筒也让位给鼓风机。水缸改为水池，内衬瓷砖。用上压力式电热水瓶，有了成套茶具。安装了电风扇……添置完善，更新换代。

  如今，燃气灶具堂皇入住。大铁锅、大铝锅同时退役，“田螺姑娘”、高压锅、电磁炉、微波炉应征入伍。灶台旁边整齐划一地摆着通过“小康之家”邮购回来的精美瓶具，分装一应俱全的油料、调味品。整体橱柜隐藏在灶台底下，既方便又美观。餐具全面更新，饭碗、汤匙、碟盏配套齐全，有的是德化名瓷，有的是不锈钢，有的是玻璃。饭桌是人造大理石，光滑、晶莹；餐桌也日渐丰盛，鱼肉从不间断。电冰箱侍候一边，不必将食物浮于水面保鲜。柴火退出历史舞台，电、瓶装液化气闪亮登场。本来就没有烟熏火燎，又来了个酷爱抽烟的“老板”。真是不见炊烟起，可闻饭菜香。邻居建一口8立方米沼气池，共花3100元，政府以清洁家园的名义给予补助2000元，自己才出1100元，做饭、烧水、照明全靠沼气；自己烧不完，还免费供给别人。自从政府援建“村级饮水工程”之后，扁担、水桶、水缸也光荣退休，由自来水管接班。热水器时刻热着，洗洗刷刷不怕水冷。

  我的父母一直生活在乡下，他们的厨房与许多农家一样，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。